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罗浮宫重建，并为罗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罗浮宫”，不分昼夜表达不满。
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罗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 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但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
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但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从来不赶时髦，我比较保守，但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很像日本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做设计。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在我的70多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 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
86岁那年，我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 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强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这些古建筑的真实与完整。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
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时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