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又十年

去年在北京方家胡同，举办了一场名为“东西南北中——十年的三个民间叙事”的联合建筑展览。参展的三家建筑事务所在业界声望卓著，分别是：马达思班（MADA s.p.a.m.）、家琨建筑工作室和都市实践（URBANUS）。细读展览题目，在谦逊含蓄之中，透露出一丝气吞山河的寓意。例如“民间”一词，暗示着对“体制”的委婉批评，而“叙事”则充满“人文情怀”，意即此为深层的“洞察”而非肤浅的“说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年”这个词。在中国文化当中，“十年”是不寻常的。有时，它是功成名就的标榜：“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时则意味着梦想流失，宿命感虚无感抬头，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老尽少年心”。但在旁观者眼里，倒更愿意想起贾岛的名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十年间，建筑观念齐刷刷右转，商品价值将民间建筑思维中的理想主义荡涤一空。而朝野一致的造星运动，终于有所斩获。台上是明星，台下是建筑师？是理论家？是批评者？还是商人？十年的时间还不够我们给出评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建筑界十年间磨出的这一把利刃，到底要用它来荡平哪些“不平事”呢？

我们且先来看看这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在国内，青藏铁路通车，三峡大坝建成，嫦娥一号升空，中国成功申办并举行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在国际上，美国发生911事件，“文明的冲突”成为新的关键字。SARS和禽流感席卷全球，与日俱增的地质灾难和气候巨变令人们忧心忡忡却苦无对策。十年的末尾，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袭来，人们开始思考，莫非人类社会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值此险象环生之际，中国建筑界却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商业地产开发催生了体制外的设计市场；大批国营设计院和私人事务所在此搏杀，俨然一个设计界的丛林时代；中国城市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膨胀 ，人居环境方面的改善却非常有限；设计语言的匮乏造成山寨建筑的层出不穷，施工质量的落伍令美好的憧憬成为泡影，大干快上的热情使得任何耐心和品味追求失去现实意义。每个人内心都是纠结的，每件事情都在拧巴中突飞猛进，一座座造价、规模和形象上注定成为城市象征的新建筑相继落成，却缺少本土建筑师的思维投入。建筑师是焦虑的。短期的商业成功和长远的职业声望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然的屏障；给自己带来机会的建设任务，很可能是盲目开发和错误决策的结果，个人成就成为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公的推手。举目四望，新世纪中到处都是不平事，这分明是令有心人痛苦万分的十年。

倾听媒体的声音，无异于隔靴搔痒；建筑师的自我阐释、评论家的煽风点火，更是让人一片茫然。现象的聚集、符号的生产，让人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家，在“当下”的层面上思考，抹平历史纵深的话语建构，对有限形式探索的过度阐释，一时蔚为大观。细看来，在每一次熙来攘往的会议展览、众声嘈杂的辩论研讨、云蒸霞蔚的酒会聚餐背后，找不到期待中思想的凝聚，所见唯各式各样隐蔽在资本运作背后的观念操作、利益交换或声望寻租，互留名片后一拍两散。库哈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建筑师撕下读书人的面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艺术界与建筑界的一次次激荡，建筑师谋求突破体制、传统和身份局限而进行的一次次“越界”，进一步扬起了“八佾舞于庭”的尘埃。纷纷扰扰之中，艺术家、建筑师、评论家、各种各样顶着头衔的人，对市场或半推半就，或赤裸裸喊出“利用艺术”的口号。 对此，资本一直在冷眼旁观。这是轻飘飘的十年，人们不得不掩埋自己的真实和诚恳，坚定可靠的话语，那些精神理想，被人嘲笑或贬低，自己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投机精神牢牢控制了艺术和建筑人格，知识阶层的成功都以商业标准来衡量，“唐骏流”不择手段求上位的路数被看做能力的象征，评价标准濒于崩溃。

如果历史经验是对的，它会告诉我们，极度的混乱中孕育着秩序的萌芽。悲观如我，也依然相信良知并未绝迹，它只是暂时封存在人们的内心。正如朱其所说：“即使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越来越失败，也不能证明社会理想从此就要靠权力资本的操纵者来实现了。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绝望，还是对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膜拜，这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 低廉的欲望不可能造就像样的时代精神，不管身披多么美妙的理论外衣。社会分化到如此程度，置身于一个国计民生中吃水极深的行业，建筑师在旁人眼里俨然是新贵和富人的同谋、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吗？难道放任和沉沦是这一代人的宿命吗？

那么我们不妨认真一次，从这几位“民间”建筑人十年间的言谈与作品中去寻求问题，为莫须有的“集体想象”正名。为此，我们要披沙拣金，从一大堆“设计说明”、意在打动甲方，取悦于中外媒体视线或自我重复的文字中， 筛选出一些有分量的内容。或许其真诚性同样有待商榷，但我们只能期待其中一些激浊扬清的片言只语在下一个十年余音绕梁，通过“量”的积累来达到“质”的跃迁。我选择了五个关乎当代中国建筑师生态的“大”话题，来进行综合比较。

1． 建筑师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流行建筑语言
对仓促忙乱的中国建筑设计界而言，西方仍然是个不可逼视的存在。一直在国内生活与工作的刘家琨说：“不知不觉，西方的一切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还只像是听见了远处的雷声……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从我们正在穷追的未来世界里走回来和我们讨论我们的过去的人。……当然，这些热门话题并没有错，至少可以算是社会信仰缺失后的某种替代品……西方的技术基础、理论强势、批评体系，使人们说话有理有据，但从文化平等性而言，这些东西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把获得国际建筑界注意的中国建筑师称为“干净萝卜”，这个比喻精准而又让人沮丧，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界、乃至中国建设实况作为西方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尴尬地位。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都市实践诸位建筑师道出其中原因：“现代文化笼罩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下，当它传播到东土，精华黯淡了，本质性的内涵被许许多多表象掩盖了。全球化的趋势，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更容易被推广和应用，而在这种文化核心之外的人都很难具有原创。……我们坚定的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问题会造就一种理论，造就一种实践，这是‘中国制造’的……但愿我们这代建筑师能从没有原创的沮丧中找到一个在世界立足的站点。” 对此，马清运以更加现实和奔放的态度表示：“文化对话从来就没有对等过。其实中国情结也不都需要对等的地位，更多地老是想着怎么达到压倒性的位置上去。如果都公平了，那就没意思了，不对等、不公平，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不要老是说人家怎么压你了，也要看到自己如何站在一个高位上的样子。对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2． 建筑师对中国性/现代性的态度
面对这个问题，刘家琨说：“我并不是天天都想到国际化，因为你躲都躲不掉；我也不时时想到地域性，因为你天天都在这里。牢牢地建立此时此地中国建造的现实感，紧紧地抓住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奠定了‘中国性’，这些问题自会与时俱进，使你保持‘当代性’”。 与刘家琨观点类似，都市实践的建筑师们倾向于将“中国性”一分为二，描述为一种“死的传统”和一种“活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比如：“同样是现代风格，一经中国人之手，总带有中国人的特殊理解，绝对不是西化的。比起复古的中国式，这也是一种当前的中国式。” 孟岩在访谈中也说：“我们也会做一些所谓这样的中国式建筑……但并不是我们会在所有的项目里去有意识地做这类建筑，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现状，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条件，中国的都市状况，哪怕它是不完美的……我们会发现一些真正有创造性的机遇。” 至于什么是塑造中国“现代性”的“现实”呢？王辉给出了解答：“目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转移：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第二个则是全球化。……由于这两件事衍生出的很多具体问题，你只要回答出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是回答这么多具体问题的某一个小侧面，这时，你就或多或少沾染上现代性。” 都市实践的土楼公社，可以看作是这一态度的实物写照。对此，马清运再一次给出了貌似前卫，实则虚无的“理论化抬杠”：“人类渴望留下永久性的东西，都是糟粕，它会给未来带来压力。继承就是一种暂时的快感，这和其他一切不继承的结果是一样的，继承了也不可能拥有几辈子，还是满足了一种临时的快感。” 对于苦心孤诣于复活传统的建筑师如王澍，马用略有嘲讽的语气评价道：“王澍是阳春白雪，我是用途至上……王澍的这种把建筑本体的质量当作终极目标的趋向，是中国唯一仍然有机会的地方，说明全世界都在消失，王澍能够抓住机会，这也是对中国建筑的贡献……这是本人的成功……这不代表正常的趋势。至于我的贡献，我不希望我跟周边有太多关系，希望建筑能够代表城市新能量，或者说，我不想假装有关系”。 以这种态度为基础，马在涉及到历史保护地段的设计项目时采用了一种“逆向思维”的设计表达：“新与旧、内与外、园林与公园在此被一种极为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3． 建筑师的失语/原型焦虑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刘家琨坦言：“我也这样做（指跟随西方的形式语言和概念），同时却心存抵触。切身体会告诉我，当下的中国现实不应该限于用这套话语去表述，但应该怎样去表述，我还说不出来。……问题在于，这种姿态可能会孕育出一代用盗版的西方标准来处理中国现实的中国建筑师。” 原型对于建筑师来说，是关乎生存品质，而不是生存能力的问题；它考量的是一个人的基本诚信，对外关乎尊严。所以王辉说：“作为一个想创新的设计师，最大的焦虑是原型，即无论怎样自以为是的原创，都有可能源于一个早已被人咀嚼过的原本”。 对于设计界对外来形式和概念毫无障碍的“翻译”和“借用”，连马清运这样反对“原真性”的建筑师都不免喟叹道：“第一个困境，我们还是用西方的建筑教育和西方的建筑实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是有效的，但是从长久来看，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并且重新进行批评，我认为大家现在工作速度都比较快，创造了很多的作品，但是根本的困境仍然是没有解决的，或者说只是暂停了一下而已。”

4． 建筑师的设计哲学和生存策略
刘家琨以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发明的概念：“所谓低技策略只是一种被逼无奈，将错就错的战术，它并不是高屋建瓴，以亚洲的情况来对抗西方之类的理论运筹……”。为了获得认可，就得政治正确：“如果你依循西方的那种政治正确性，抓住几个关键词，就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这已经形成一套技巧，大家心照不宣。”其实，在工程设计领域，西方的政治正确性（如生态和低碳），早就成为国内主流学界所要努力达到并赶超的“国际标准”。 对于“处理现实”这一著名概念，他巧妙地保持低调：“‘处理现实’，其实就是讲‘有效实践’中的‘小道理’（对能够操控的条件、能够辨析的现象进行分析综合与形式化、趣味化的能力），并不主要是建筑作品，而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面对现实的姿态、以及利用现实的思想方法……如果在解决问题时有一些创造性、‘个人性’也就随之呈现——这就是我的基本方法。”与之类似，面对大环境的局限，都市实践的建筑师也采用了降低目标、分解任务的策略：“都市实践的实践特点是尽可能参与那些能够在城市的尺度上改善当前城市状态的公共性的建筑项目。” 请注意其中的“改善”一词。这种改善其实表现为几种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设计策略，即王辉所列举的三个并不并列的概念：“都市再生”、“都市造园”和“都市村庄”。 这里所蕴含的现实感，在谨慎之中流露出环境重塑的抱负。而具体的方法则被归纳为“城市介入”和“城市填空”：“这是都市实践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来进行批判性实践的方式”。 马清运则又一次以理论化的玄学语言阐释了对各类思想包袱的轻视，和对商业精神的热忱：“我们可以断言，商业是城市的生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城市已经无法以比例尺度以及关于形式的语言来描述，而且我们发现规划及建筑界越想用形式的语言和形式的逻辑来分析和控制城市，城市就越发变得粗野而不愿被控制。……绝对自由城市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商业精神！” 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折射出商业资本自恋的任性：“革命性的做法的背后是都市的自信力的支持。这种自信力推动了规划对传统城市的各种风情、情调、以及韵味的果断放弃，并坚定地期待全新的城市特征在与历史断裂之后与新的城市生活的运作一同重生。” 这类言论汪洋恣肆，令聪明而骄纵的一代心花怒放。

5．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历史地位，或责任
刘家琨说：“我们这些建筑人，攀附于中国的崛起之身，开始出头露面了，但作为个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是时候了。当前是有点乱，青春期本来就乱……中国的百年革命好不容易翻到了这一篇，我很庆幸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回中国建筑师，我非常希望诸位能够借助历史机会和独特资源，把建立一套基于当代中国实践的言说体系视为自己的责任……”。 与刘所追求的个人化的诗意语言不同，都市实践坚持将中国的城市化比拟为规模化、速度化的工业制造：“在当前高速城市化的条件下，建筑师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专业意义上的建造中国，而是在广义文化层面上制造中国……建筑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建筑师的创作不可能逃逸社会现实、闭门讲究建造与建构。” 在某个场合，王辉直接表达了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成就的信心：“中国当今有无数的建设机会，但很少有人能够站在这种使命感角度，自觉地以创造当代文化为己任……要求一部分建筑师能自觉地超越其传统角色，站在更宏观的社会角度，利用职业的设计机会，向社会发出一点声音。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初就对这种角色充满了信心和使命。” 马清运则一如既往，以拒绝崇高的语言消解着建筑职业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建筑师的文化身份应该是代理者，他自己不是投资这个建筑的人，也不是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代理了两个人，既代理了投资者，同时也代理了使用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角色”。这意味着，建筑师能力的局限，甚至无权成为制造商，最适合做个黄牛，赚点差价。

三家事务所基本的理论态度和实践原则：

刘家琨。关键词：低技策略、处理现实。基本态度：中国性=现实问题=当代性。
都市实践。关键词：当代性、现代性、城市介入、城市填空、城市装置、人 性关怀、中国制造、制造中国、批判性。基本态度：中国式=现状和问题≠历史形式。
马清运。关键词：都市创造力、都市策展都市主义、巨构、多样化、中心 、偏移、最大化立面、城市密度、反形公共空间、实用、商业精神、农业都市、过期规划、历史断裂。基本态度：新能量=不相关=不继承；传统=永久性=糟粕。

刘家琨和都市实践不约而同地将“现实问题”视为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他们看来，“中国性”是包含在“当代性”中的次级概念，而这一“当代性”，又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之相反的倾向——到历史中去寻求精神家园，受到他们的忽略或怀疑。至少都市实践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念——“比起复古的中国式，这也是一种当前的中国式。” 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是模模糊糊无从把握的迷雾；而地摊式、风情化的“中国风”建筑，又不屑为之。 可令人忧虑的是，终有一天，“处理现实”也会降格为一个流行概念，到那时建筑师退路何在？所以马清运干脆对此类沉重的话题避而不谈。他所反复谈论的“都市新能量”，其实就是对一切城市脉络的切割处理，而传统、或对永恒的追求，只是小部分“非正常”人士的幻觉。以库哈斯为镜，史建认为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实验建筑模式”。

以上比较可以让我们粗略察觉十年间中国建筑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见表1）。当事人对此给出了各种解答，有雷同、有差异、甚至有时截然相反。旁人从中读出烦恼、焦虑、期许、自信、谦卑，还有无奈。尽管如此，现实却不因个体的态度而发生转移，就像大火烧屋，苦主赌气背过身去不看，其实内心也还是七荤八素。冲上去的人，有的选择小范围救火，有的采取大面积阻燃，有的一狠心一跺脚，大喝一声：“让大火烧得更猛烈些吧！”趁机烤两个地瓜充饥。在旁观者眼里，每个人的角色是清清楚楚的。与作品的数量、品质和思维深度相比，建筑师世界观上的“早熟”，不会是毫无代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建筑师迄今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而形式语言，是建筑学的核心问题。有人引用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口号，提倡“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其实他不明白，在这个领域中，美学就是伦理。没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所奢谈的现代性，其实只是翻译和模仿罢了。国内的“现实”，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西方模式的翻版，我们引以为豪的城市建设，都只是些拷贝而已。我们在西方化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的抵制，被解释成新的现代性主张——“中国智慧”，其实只是一种非批评性的模仿。中国城市现实中的活力，其实是本能、反智和反正义的，中国建筑师的“处理现实”，本应该是整理它、招安它，为其正名，取其精华、建立秩序的过程，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心，但从远处看也不过是见招拆招式的权宜之计。难道中国性真的仅存于底层民间现实里拙劣的低品质的盲目的抵制性模仿吗？难道中国性仅存于新圈地运动过程中欲望冲击下人们无秩序的野蛮创造中吗？难道我们的知识传统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弃之如敝履吗？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建筑语言的追寻离不开四个车轮，它们分别是：知识传统、西方模式、中国现实和个人表达。 其中，中国性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历史中，同时存在于知识传统和民间智慧中。为了自立于西方形式语言（伦理）之外，仅关注现实/民间素材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从历史/知识素材中寻求深层动力。心安理得使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现实，注定没有出路。

建筑师不是演员。社会期待召唤明星建筑师，一定是希望他们承担更多的东西，希望他们手中的利刃能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摆在聚光灯底下承受香火。客观地说，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位明星建筑师是相对容易的。以中国建筑有限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由舆论所设定的成就点非常之低，稍一努力就掌声一片。有人甚至认为：明星建筑师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服务于大量建设的 。对此，旁观者清，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执行总监Martha Thorne女士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中国建筑与国际一流建筑的设计质量还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已经不再体现在建筑的规模和技术层面（奥运世博项目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真正存在差距的是建筑的思哲层面，即如何让建筑具备更加深邃的精神品质，或者说，如何把握对建筑本源的批判性思考和空间上的创造，让建筑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应该是下一阶段中国建筑师的努力方向。”

在精神追求方面，回顾中国建筑界历时并非久远的探索历程，其中的转变耐人寻味。一方面，早年心智初开之际轻易给自己和别人贴上去的标签如今被偷偷撕了下来；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艰辛的工作、累积的声望和小康之后五色斑斓的世界都让意志逐渐消磨，所谓“新知不益，物诱日多”。 中国这一代有追求的建筑师的“扎根”过程，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以同情的角度观之，“这也是一种扎根，虽然充满无奈，但至少表现了一种追求的信念和坚韧。” 而圈外的批评者显然没有这般温柔，“一般知识阶层”对明星建筑师充满了期待，大众的造神运动，并非旨在培养几个国内媒体供奉的偶像——对外理屈词穷，对内附庸风雅。史建追溯历史，找到了理想主义的灭点：“张永和在《第三种态度》中表达了‘批判地参与’，以及‘立场的根本性，策略的不定性’等观点，并且提出了要以十年纪念为契机，实现‘非常建筑’从一个个人化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向组织严密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转型，而‘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些表述中，介入现实的‘入世’（市场经济）欲望的强烈，已经遮没了‘实验’性，而非常建筑在此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一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建筑师》杂志的纪念专辑，“十年”这个常数在此又一次映入眼帘。

一个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边缘批评性力量和核心建制化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中国建筑实验精神（先锋性）在十年中整体退潮，却没有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填补空白，这是其中的原委到底是什么？史建将“实验精神”消退的原因归结为语境的转换——它所要对抗的秩序“消失”了，它开始全面介入主流社会，它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亦即，一旦幡然醒悟，明白敌人不可战胜，就选择了接受招安。 眼前的秩序还是那个秩序，只是实验建筑师们不再愤怒。朱涛却认为，所谓第一代实验建筑师的假想敌和武器都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些觉得只有靠来更生猛的，更狂怪的，非要摆出一个强奸context的姿态，才对得起‘前卫’、‘激进’、‘能量’这些字眼儿。另一些觉得坚持做纯净点的形式，把墙刷白，加点木百叶，就算文化上的抵抗，或‘批判’了——这些恐怕都还是糊弄，都还是太过简单的花拳绣腿。”归根到底，建筑师内力不足、小富即安，是批判性失落的根源。这些态度，都表明了舆论对这个“无梦”的十年的失望。

明星建筑师实验精神消退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尽管现实面前他们选择以个人身份退却，但社会声望尚在。其不良的示范作用，让新一代建筑人接收了错误的信息，从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延缓了思想革新的正常节奏，从而直接促成批评性的消失——是建筑师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才真的无梦十年。

必须抓住核心，直面语言缺失所带来的文化问题，而不是攀附于大庆典、大灾难、大流行、大媒体之上以种种更加吸引眼球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时尚的宠儿。这也需要一点牺牲精神。批评家自身的审美疲劳，不等于全社会的审美疲劳，至少在提高趣味的层面上，建筑师对我们身边的物质环境还大有可为。但对于一小撮有着较高文化使命感、也已经得到舆论认可的明星建筑师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缩影，这是更加宏大和深刻的一个命题，其困厄之深，采取改良的态度也许并不适合。所谓革命，就是改良已经无效的时候，靠全局性的批评性实践来还原基本秩序。因此，哪怕山高水深也在所不惜。革命不计代价，真正的梦想家也不计代价。

套用一句熟悉的歌词：“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如今，我们都已经认识你，记住你，相信你会筚路蓝缕，带我们走出一条自新之路。那么十年之后呢？我们是遗忘你，嘲笑你，还是默默跟在你的身后，向你投以崇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