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有人在用竹子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那么喜欢竹子?
张永和:我发现竹子有三个特性。第一,它的根系是一个串的系统,所以不能一棵一棵种。我在北京发现,竹子的根系将老房子的基础破坏,所以要种在一个竹槽 里,竹子有放射状和线性两种生长的根系,北京普遍是线性的,在地下埋一个水泥槽子,这样竹子的根就不会乱长,我特别受这个的启发。
第二,平时看一棵树,树冠多大,树根就多大,可是有两种植物,一个是竹子,一个是芭蕉类的植物,根系特别小。你移植一根竹子,三十厘米一个土疙瘩团就可以了。
第三是竹子的生长期特别短,所以从材料来说现在也是全世界研究的绿色材料。因此,我就想一种植物可以在城市里长成一个系统,而且可以长在建筑上面(棕榈也可以,我们在成都的建筑屋顶就种了棕榈)。竹子是草,可是它有乔木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有建筑评论家对你的竹子符号提出了“一杆翠竹打天下”的批评,你怎么看?
张永和:我对建筑以外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并不是说它没有,只是我觉得这不是我工作的重点。王南溟(现代书法创作和当代艺术评论、策划)说我“一杆翠竹打天下”,那完全是胡说了。
一个建筑师要干很多工作,盖起房子,哪那么简单?竹化城市反映的是对城市环境的关注。王南溟对这个事件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我当时也许应该多做一些解释,但是恐怕也会造成更多的误解。
文化的意义当然存在,人们看《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就会觉得这是中国的符号。可是竹子与建筑关系的研究中国其实是很落后的,最先进的是南美的哥伦比亚,当 然这和南美竹子长得好有关。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筑师用竹子来做结构建房子的国家,当然那和竹化城市又完全不同,他们是把竹子作为建材来研究。欧洲对此 也有很好的研究。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用竹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分成两半的房子”(二分宅)这个项目是否受到什么启发吗?
张永和:我那个名字反映的是建筑的一个基本状态。
建筑界的朋友经常批评我太理性,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思维的人。我对院子感兴趣,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出生长大,那种感情是专业知识不太能取代的,那是我的第一个建筑经验。一直延续到13岁。后来,我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十三年。
所以我把它作为北京的一个住宅原型,一开始做了一个方案,但觉得拿到山沟里不合适。四合院是内向的、都市的,而山里有风景。后来做了很久才做出这样一个方 案:山坡成了我的院子的围墙,把分成两半的这个房子围着,这样就把基地上的树全留下了。而建筑变成了一个“splited”(分开)的房子,室内的设计也 体现了这个“分”,如果把它们合起来,你会发现,楼梯就会合成一体,(名字)就这样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设计首先考虑的还是基地的环境情况?
张永和:对。有些建筑师,像彼得・艾森曼,一开口就是形而上的哲学,实际上做的时候,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实际,才能把建筑造好。
大家都需要有沟通的诚意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泉州“小当代美术馆”到这个“分成两半的城市”,你还是很注重建筑传统和文脉?
张永和: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接触到的东西以西方的为多,音乐、油画、小说都是如此,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起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真是差太远了,我对西方当代艺术比较熟。
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特别遗憾,发现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真的不同,每个美国人老想的是自己如何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发现他们真的能将最现代的观念和传统的形式并存在一起,特别有意思。
回国后我发现许多年轻人怕传统,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还是应该去理解传统,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拿来,还是要理解它。很多传统并没有那么快的消亡,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关心它。
中国新闻周刊:青年建筑师大展的时候,萧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提出来说有些设计他看不懂之类,你觉得是否中国一些老的建筑师太保守了?
张永和:老的建筑师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
我说的对传统的关注、关心,和尊重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不同代之间的建筑师也很少有交流。看不懂看得懂这事,我也有一个经验,我写过一本书叫《作文本》,出版后一片骂声,说看不懂,说我故弄玄虚。可能中国和美国相比有更多的不信任。
不过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老师让他看的《作文本》,他看了以后觉得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如何用文字来搭一篇文章,它是非常精确的。
大家都需要有沟通的诚意,反过来说,我们对那些老先生恐怕也没有很好的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是个特别理性的人,怎么也喜欢文学呢?
张永和:我喜欢的文学范围特别窄,我喜欢的艺术也特别窄。我不太习惯表达感情的演出,像诗歌、跳舞,我都有点吃不消。
我喜欢的其实都是很冷静的作品,比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这部小说完全是设计出来的,挺枯燥,可是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把小说搭起来的。所以我喜欢侦探小说,恐怖小说我就完全看不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9月你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至今三年了,你觉得中美之间的建筑教育差异大不大? 张永和:差异不算大,中国和欧洲的差异大。中国的建筑教育基本上是一个美术教育,这20年受到许多思潮的影响,但是又没有系统理清这些思想,就变成一个比 较混乱的状态,美国少一点混乱。特别是东岸那些所谓的大学校,一般都是从理论到实践,中国还没那么清晰的认识。
但是我恰恰不认同的就是从理论到实践,我觉得就直接造成了美国建筑好房子少的情况,也造成了建筑这行业脱离社会的事实。中国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有些学生鄙视建筑的物质性,他不关心房子怎么造,认为这是工匠应该关心的问题。
美国文化和中国不一样,我去了以后就提出“从实践到实践”。第一个实践是建筑的核心知识,基本怎么盖一个房子,这样的基础知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都不好好教,所以建筑系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常常不会盖房子。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都市建设过程中,你对中国当代建筑和建筑师有什么评价?
张永和:就中国的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了,和质量一般的荷兰建筑比,我们差不太多。
但是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的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 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是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 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